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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年鉴编纂实践与思考

        作者:《江苏地方志》2020年第2期 哈幸凌    发布时间:2021-03-02 11:44

        提  要:本文以《北京教育年鉴》《成都年鉴》《南海年鉴》及《苏州年鉴》等为例,探索研究网络年鉴的框架设计和编纂方式特点,期待在“互联网+”新常态下,年鉴的使用价值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关键词:网络年鉴设计思路编纂方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年鉴事业蓬勃发展,据国家图书馆馆藏部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国有9530种年鉴,堪称年鉴出版大国。“但年鉴出版大国并不等于年鉴出版强国”[1],年鉴在出版数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年鉴的发行量并没有相应成正比大幅度增加,有的甚至呈现下滑趋势,读者面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内因是年鉴的编纂质量水平参差不齐,外因则是互联网的大力普及造成了对传统纸媒的强大冲击,一向以纸质编纂形式出版的年鉴也不可避免地遭遇挑战。

        针对年鉴内容选择和出版方式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突出矛盾,2015年9月,许家康在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年鉴工委”)第25次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上作了《论年鉴编纂出版转型》的发言,他从年鉴的编纂转型和出版转型两个方面阐述年鉴(主要是地方综合年鉴)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必然性。同在此会上,深圳市史志办公室主任黄玲作了《“互联网+”新常态下的城市年鉴转型和创新》的主题报告,引起同仁的认真思考。为付之于行动,应对互联网普及对传统纸媒的冲击,扩大年鉴的读者群,使年鉴的使用价值能够得到充分体现,2015年11月,中国版协年鉴工委确定《中国交通年鉴》《四川交通年鉴》《深圳年鉴》《成都年鉴》《苏州年鉴》《北京教育年鉴》《南海年鉴》7家编纂单位为网络年鉴试点工作单位,试点的主要任务是探索网络年鉴的框架、体例和编纂方式,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不同运作模式,以此能融入互联网形态,推动全国年鉴事业在新常态下的发展。

        一、对于网络年鉴的认识

        对于“网络年鉴”这个名词,大家并不陌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办公自动化的逐步推广和应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等名词相继出现在全国年鉴界同仁理论研讨的文章中。“从1994年《北京年鉴》编辑部运子微在《年鉴工作与研究》杂志发表《从年鉴到年鉴数据库》,到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网络中心主任赵海涛在《年鉴信息与研究》杂志上发表《试论年鉴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再到北京大学李国新教授在《年鉴信息与研究》上发表《中国年鉴的创新之路——集团化、数字化、网络化》,先后发表有关文章百余篇。”[2]2002年2月,中国年鉴网正式开通;11月,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与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合作的“中国年鉴资源全文数据库”工程正式启动。为更广泛地宣传和使用年鉴,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还支持清华大学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开办“年鉴CNKI数字图书馆”,据该杂志社的“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CYBD)”统计,截至2020年2月,已收录4961种年鉴,总册数38752册,总条目35279245条(其中地市级年鉴862种、10381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来解读网络年鉴。

        (一)光盘版年鉴(或电子书)=网络年鉴?

        随着办公自动化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许多年鉴编纂单位在出版纸质版年鉴的同时,制作与纸质版年鉴内容一致的电子光盘并随书赠送。“如《广州年鉴》1999年卷开始制作多媒体全文检索光盘,并随书同步发行;2002年,在《广州年鉴》出版20卷之际,又将20卷的年鉴资料进行数字化,制作《广州年鉴》20卷的全文检索光盘,并将20年的年鉴内容在‘中国·广州网’的《广州年鉴》栏目发布,方便读者及网民查阅使用。”[3]《镇江年鉴》在其出版第15卷时,制作了从1992年创刊到2006年的全文数据检索库光盘。《苏州年鉴》创刊于1983年,从2004卷开始制作与多媒体全文检索光盘(内含正文、图片专辑、介绍苏州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视频);为庆祝《苏州年鉴》创刊30年并弥补2004年之前《苏州年鉴》没有电子数据的缺憾,方便读者查询资料,2013年,《苏州年鉴(1983—2013)全文检索数据库光盘》制作出版,基本完成《苏州年鉴》历史资料的加工、处理和建立数据库的工作,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关注和好评。近年,《上海教育年鉴》《浦东年鉴》《盐城年鉴》又推出了U盘版年鉴,同样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与纸质版年鉴主要内容一致的光盘版(电子书)年鉴只是载体介质不同的同种年鉴,但是它是迈向网络的第一步,是网络年鉴的萌芽阶段。

        (二)PDF版数字化年鉴不等于网络年鉴

        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年鉴编纂者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意识逐渐增强,目前依托政府或者政府部门门户网站加载的数字版(PDF形式)年鉴、被收录在中国年鉴资源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的年鉴比较多,据《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网络传播统计数据(2015—2019)》显示,2015年年鉴在中国知网下载频次为14029568次,到2019年已经达到45706630次。

        数字化的年鉴作为仓储式的数字年鉴,其主要作用是增加了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在网络的信息资源量,说明年鉴通过网络传播的影响力及公信力在提高,这也是编纂网络年鉴的基础。

        (三)网络年鉴究竟是什么?

        1.定义。网络版年鉴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年鉴。包括单种年鉴网络版、在线年鉴、年鉴数据库。

        2.特征:(1)以各时期、各地域的重要元素为架构核心,这些元素包括但不限于人物、机构、事件、成果、统计数据等。(2)在这些元素架构基础上,面向知识服务和融合出版,形成立体化、可视化的网络年鉴。(3)打破目前纸质年鉴框架设置局限,可以不受时空限制的对外提供服务和展示,并具有更广阔的对外交流合作空间。(4)从读者阅读的角度出发,便于检索。

        二、网络年鉴的探索性编纂

        在2017年网络年鉴试点工作研讨会(苏州)上,李国新教授作《关于网络年鉴的几点思考》的讲话,他指出:“从利用者的角度看,近两三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利用互联网已经迅速由有线接入、固定终端发展为无线覆盖、移动终端。最新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在7.1亿名网民中,手机上网者为6.56亿名,占92.5%。在今天,信息资源如果不解决通过移动终端方便迅速获得的问题,被利用的意义和价值就基本丧失。”

        就全国而言,近年来进行网络年鉴编纂实践的“试水者”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建立年鉴在线编纂平台,基本实现年鉴编纂的“无纸化”

        “北京教育年鉴在线编纂系统”于2016年12月试运行,2017年12月正式运行。该系统整合组稿、编辑、审稿、返稿等年鉴编纂环节,实现年鉴的在线编纂。2017年12月,“北京教育年鉴在线资源平台”网站(http://njzypt.jyzh.cn)开通。该网站立足于《北京教育年鉴》以及北京教育系统的年鉴资源,通过网站的形式,展现北京教育发展轨迹。网站设置包括年鉴数据资源库、网络年鉴、教育资讯、史事回眸等栏目,在内容上注重服务性、实用性和时效性。当然,《北京教育年鉴》(网络版)也是需要经过线下人工校对、审核后再上传到平台的。值得一提的是,在相关条目中,设置了标记,读者可以随时点击查阅到链接资料(如历史文献等)。例如,打开《北京教育年鉴(2019)》(网络版)中“年度聚焦”分目下的“新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条目设置标记,就可看到链接——“历史文献:北京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这样既方便读者查询,又增加了年鉴内容的深度和信息量。

        《中关村年鉴》编辑部是全国年鉴界较早进行“无纸化”编辑年鉴的单位。2008年,《中关村年鉴》创刊,2009年,该编辑部“对原来挂在中关村管委会网站上的志鉴平台进行了改版,使其成为开放式的中关村年鉴编纂平台。它有别于目前一般的官网,或者在某个网站上加挂一个‘年鉴’类网页的做法,以信息传递高速度、低成本、互动性为特征。这种开放式的编纂平台打破了传统年鉴编者、作者、读者的清晰界限,实现了‘两端融合’。它不仅具有展示、宣传、查询的功能,还能在读者、编纂、作者、出版者之间的互动,在平台上完成年鉴编辑加工,基本实现年鉴编纂的‘无纸化’”[4]。2017年下半年,中关村年鉴编纂平台再次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运行一年后,各个环节紧扣,无论是编辑还是作者使用起来非常顺畅,与《北京教育年鉴》一样,实现在线编纂并在线下校对、审核后再上传成网络版。

        与《北京教育年鉴》《中关村年鉴》类似的情况还有《四川交通年鉴》等。

        (二)依托年鉴网站建设,制作网络版年鉴

        2016年5月,成都年鉴网站开通。《成都年鉴》(网络年鉴)设置“关于我们”“年度要闻、在线编纂、数字年鉴”“成都词典、为您服务、图文库”等栏目。其中“在线编纂”栏目设置:1.工作指导、传递编辑、资料传递、图文编辑子栏目;2.动态年鉴:年度年鉴审定内容。“数字年鉴”栏目设置:1.成都年鉴:年度电子书;2.区县年鉴:部分区县年鉴电子书;3.其他年鉴:部分其他省市年鉴电子书。“成都词典”栏目设置成都史话、成都文库、成都百科、成都景观、成都视觉等。在线阅读年鉴电子书具有可随意更换主题、场景和背景,音频播放,超真实的自动翻页,全书内容检索(不包括图片格式的电子书)等功能。近两年来,经过努力,成都年鉴网站整体结构、页面布局进一步优化,服务功能进一步加强,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调整,设置编纂动态、走进成都、学习研究、网络版成都年鉴、年度数据、历年年鉴、图文库等栏目,另有成都视频、成都地图等相关栏目。

        (三)可视化网络年鉴系统项目建设

        《苏州年鉴》自1983年创刊至今已经连续出版36卷,从2004版开始每年制作、出版与纸质版年鉴主要内容一致的光盘版(内含正文、图片专辑、介绍苏州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视频),并相继加入“中国年鉴资源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2006年,利用苏州市档案局网站,开辟“苏州年鉴”专栏,开始尝试年鉴信息的网络传播工作。2013年,为庆贺《苏州年鉴》创刊30周年,苏州年鉴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年鉴编辑部)与相关信息技术开发公司联合开发和制作完成具备全文检索功能的《苏州年鉴(1983—2013)》(多媒体光盘版),基本完成苏州年鉴历史资料的加工、处理和建立数据库工作,在全国年鉴界亦属创新,受到使用者的广泛好评。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为更好地发挥年鉴的作用,在已有的数据资源基础上,《苏州年鉴》亟须借助互联网、可视化等先进技术,并根据苏州城市性质特点,梳理信息,探索和建立新型的出版传播模式。

        从2017年开始,《苏州年鉴》开始网络年鉴的试点。首先,制定《苏州年鉴》(网络版)编纂初步方案。在这个初步方案中,提出分两步进行网络年鉴编纂的设想。其次,完善《苏州年鉴》(网络版)编纂初步方案,正式向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报《苏州年鉴》可视化网络年鉴系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获得批准。该项目报告提出:在已有数据资源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年鉴内容传播方式、呈现形式及服务模式,充分体现年鉴资源的现实价值。具体来说就是建立知识模型,提取各类知识元(如人物、事件、机构等),并建立知识元之间的内在关联关系,通过知识组织模型和知识标引,激活海量的内容资源,建成“苏州记忆”的骨架。未来在此骨架基础上,可以不断整合档案、地方文献、音频视频资料等,建立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苏州记忆”,形成苏州“独一无二的城市名片”。利用可视化技术,将各种关键资源点以及相互的关联关系,以图形化的方式呈现,为使用者提供直观的内容导航。2017年4月13日,在苏州召开的2017年网络年鉴试点工作研讨会上,《苏州年鉴》可视化网络年鉴系统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标志着《苏州年鉴》网络版开始试运行。经过两个月的试运行,6月15日,《苏州年鉴》可视化网络年鉴(网络版)在中国·苏州门户网站正式链接发布,同时在苏州市档案局网站正式发布(http://www.daj.suzhou.gov.cn/nj)。

        《苏州年鉴》可视化网络年鉴整体框架设计分为4个板块:“走进苏州”“多维苏州”“年度分析”“深度研阅”。“走进苏州”包括时间轴大事记、多维知识关联部分。“多维苏州”以区域地图的方式进行地区详情展示,以地区为入口,将年鉴中该地区相关的内容资源汇聚展示。“年度分析”即建立苏州统计数据的指标体系,从时间、区域等维度进行统计输出,以多种可视化形式进行趋势展示。“深度研阅”即按照年度、篇章形式提供年鉴文章内容的深度阅览,提供图片内容的专门阅览和视频阅览,弥补纸质年鉴不能实现多媒体形式的缺陷。在实施的第一阶段,以《苏州年鉴(2015)》《苏州年鉴(2016)》作为先期的实践版本,构建相关的知识体系,形成互联网PC端可视化年鉴系统。之后,为与《苏州年鉴(1983—2013)》(多媒体光盘版)内容衔接,相继增添了2014年、2017年、2018年的可视化内容(每年增添新内容)。另外,以PDF的形式将《苏州年鉴(1983—2013)》列入可视化系统内,方便读者查询和利用。

        (四)尝试编纂手机版年鉴

        2016年4月,“南海大观”微信公众平台(南海网络年鉴)正式宣布上线。“南海大观”微信公众平台由“区情纵览”(即《南海年鉴》资料库)的固定板块和“图读南海”“精彩回放”两个信息发布板块组成。在资料库建设方面,已完成1994—2018年共25本年鉴的资料上传;在信息发布方面,共推送发布信息300多期,基本实现每周推送一次信息的目标。“南海大观”微信公众平台的建设模式顺应当下大众手机上网的阅读习惯,资金投入少、平台搭建快捷方便。

        成都年鉴社在建立成都年鉴网站后,又建立与网站内容互动的成都年鉴微信公众平台,其通过利用微大事、微文化、微活动、微服务等功能,二次开发《成都年鉴》历史资料及其他地情资料,建立集政府最新动态推广、交流互动和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移动互联网平台,以手机客户终端为平台发布官方地情信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年鉴界同仁继续探索新的网络年鉴编纂方式。2017年,《广东年鉴》《佛山年鉴》《清远年鉴》《临安年鉴》等探索通过扫手机二维码的形式进入网页查询年鉴。同年,《萧山年鉴》率先推出与纸质年鉴同步的以微信小程序为载体的“掌上年鉴”。随后,《深圳年鉴》《浦东年鉴》《武进年鉴》等也推出了与《萧山年鉴》相似的“掌上年鉴”,使用很方便,且可以全文检索。

        三、几点思考

        (一)网络年鉴与纸质年鉴

        面对网络年鉴的兴起,传统的纸质年鉴是否会消失?2012年3月,有244年历史的《大英百科全书》停止印刷纸质版。在大英百科全书官方声明中说:停印印刷版,不是大百科全书的终结,它会继续存在——以更大、更全面、也更有活力的虚拟化形式。印刷时代将随历史而去,未来将会更加光明。这个实例告诉我们,“年鉴作为年度生产物,生产、传播和利用的环境、条件已经发生了重要改变。如果还把年鉴作为一本书去经营,年鉴无足轻重、可有可无”[5]。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出版形式受到挑战和冲击是必然的,对于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应该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得网络年鉴与纸质年鉴成为相互补充的互动形式。

        虽然互联网发展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但是传统的纸质年鉴出版形式还会长期存在,也许将来某一天会成为世界文化保护遗产。所以,我们当前可以寻找一种模式——纸屏互动模式,让网络年鉴与纸质年鉴各取所长、相得益彰。所谓纸屏互动,就是传统的纸质年鉴可以依旧按照原来的框架体例编纂出版,除了在封面、封底等添印网络年鉴的网站地址、微信公众号二维码等外,还可以在书中正文部分的每页、每个条目、每个链接资料知识点辅印相应的二维码,这些二维码可以对应到在线内容的一张图片、一段视频或者相关的知识体系,即联想,为读者进行相关知识的导航。因为读者往往不会满足一本书所获取的知识,对于片段化、跨媒体的需要比较大,同时这样也可以削减年鉴中的水分篇幅。而对于网络年鉴来说,一方面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进行不同于纸质年鉴的编纂,另一方面可以把纸质年鉴的全文PDF文件纳入其网上,应该可以达到编纂者和读者所期望的要求,既保证年鉴特有的权威性,又扩大知识层面,使年鉴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在编纂《苏州年鉴(2017)》纸质版时,《苏州年鉴》编辑部尝试运用了纸屏互动模式,即在卷首“聚焦苏州”专栏铺印“市歌《苏州好风光》”(苏州方言演唱)音频二维码,读者从卷首就可领略苏州的风土人情。此外,还利用档案数据库资源,在“苏州概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5个篇目辑封背面增设“掌中关注”专栏,添印相关条目内容的视频二维码,以增加年鉴内容的信息量和可读性。此后,除附录、统计资料、索引外,每个篇目辑封背面都增设“掌中关注”专栏,添印相关条目内容的视频二维码。从读者反映来看,效果良好。作为这种年鉴纸屏互动模式的首家实践者,《苏州年鉴》编纂者将继续探索,以期完善。

        (二)网络年鉴的协同编纂

        从上述数家年鉴编纂单位对网络年鉴编纂实践的探索可以看出,编纂单位都在以不同的运作模式,融入互联网形态,以此推动全国年鉴事业在新常态下的发展。其基本分为三种模式,即1.在线编纂——线下终审——线上发布,如《北京教育年鉴》《中关村年鉴》;2.线上发布阶段性信息——线下编纂——线下终审——线上发布,如《成都年鉴》《南海年鉴》;3.线下编纂——线下终审——线上发布,如《苏州年鉴》《浦东年鉴》《萧山年鉴》等。这三种模式都各有长处。

        从长远发展来看,为提高网络年鉴编纂的时效性和权威性,推动年鉴的整体开发利用,需要寻找一种规范化、标准化、集约化的模式,从而可以避免各自为政、浪费资源和经费的问题,也可以为部分资源有限、经费不足的年鉴编纂单位提供方便,并达到公共文化资源的共享。目前,中国知网正在构建“年鉴协同编纂平台”,力求在线编纂年鉴都能到达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目的。

        (三)网络年鉴的立体化

        以上“试水者”的编纂实践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属于初级阶段,与国外的网络年鉴相比,我国的网络年鉴无论在技术手段、信息查询或是形式内容、为读者服务的理念上还有不小的差距。年鉴本是舶来品,国外的网络年鉴发展也比较成熟。“其中,美国《信息年鉴》网络版于1998年推出,内容包含时事、流行文化、科学、政府和历史、经济等社会各方面;创刊于1792年的《老农夫年鉴》作为北美最古老的年鉴,1996年推出网络版,主要提供天气、菜肴等信息查询;《惠特克年鉴》于1868年创刊,内容包含天文、地理、世界各国基本情况和科学知识。”[6]因而,应该在借鉴国外网络年鉴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中国的网络年鉴。

        首先,树立网络年鉴立体化的概念。目前网络年鉴的编纂都是从传统纸质年鉴编纂基础上衍生而来,或多或少地受到平面思维的局限。因此,必须打破这个框框,从多维的角度来编纂网络年鉴,即面向知识服务和融合出版,不受时空限制的对外提供服务和展示,拓展更广阔的对外交流合作空间。

        其次,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不断更新网络年鉴的内容,与读者进行互动,在相应的知识点上有更多的、各个方面的超级链接,为读者提供更满意的服务,从而使年鉴的生命力更强。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知识服务平台可知分平台针对近期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积极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号召,联合电子工业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多家出版机构,从已上线的近12万种电子书中精选出“教学用书”,通过数字阅读服务支持高校教师和学生开展在线学习,提高教学质量,受到好评。那么,全国有9500种年鉴,能否也能在类似“可知”这样的国家知识服务平台上有一席之地,为社会服务,真正体现年鉴的价值呢?这就需要年鉴人具有“抱团取暖”的理念,打通年鉴编纂、传播、经营、利用的各个环节,以“组合拳”取胜,真正体现年鉴的价值。

        (作者简介:哈幸凌,《苏州年鉴》原执行副主编,中国版协年鉴工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参考文献

        [1]许家康.中国年鉴学会组织三十年[J].年鉴论坛,2015,Z6:1-3.

        [2]梁书生.年鉴信息化发展概况[M]//年轮——中国年鉴事业35周年.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3-12.

        [3]阳晓儒.网络年鉴发展路径研究[J].年鉴论坛,2016,Z7:28-37.

        [4]王锦,徐建功.浅谈地方专业年鉴的特点、编纂和信息化[J].年鉴论坛,2019,Z9:103 -112.

        [5]郑棻.大数据时代年鉴的挑战与突破[J].年鉴论坛,2015,Z5:67 -79.

        [6]黄玲,贺宏卿.国内外网络年鉴编纂初探[EB/OL].年鉴之家(2018-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