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时期的又一届志书编修正在全国各地逐步展开，要取得这新一届志书编修比上届更大的成绩，关键在于续志要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续修志书的应有品质。

与时俱进才能使续志反映出时代特征。上届志书的下限大多为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期，也有的是90年代初期。这一下限决定了新志的续修时段正值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对外开放的范围和规模日益扩大，总体开放的新格局已经形成；产业结构逐步调整；科教兴国、兴省、兴市、兴县战略得到实施；党政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实施、政府职能转变；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被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社会全面进步得到切实推进。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将这一时期的改革开放称之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时期，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跨世纪的宏伟蓝图。而世纪之交，我们又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即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知识经济时代。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1〕志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面对着这样的形势，必然要在编修机制、体例、内容及记述方法诸方面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前进而进行重大的变革，也就是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决定认识，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只有与时俱进，志书才能体现出时代特征。魏桥老师说得好：“新一轮修志记述的时段不同了，客观情况变化了，人们的视野开阔了，随之对志书的要求也不同了，我们不能墨守上一轮修志的框框，以不变应万变。总之，志书的形式和内容以及记述的方法，采用的手段都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以适应时代的需要。”〔2〕

与时俱进是地方志得以延绵不断传承下来的根本原因。我国古代的史学非常发达，这源于历代学者对历史的重视。他们辛勤劳动，甚至贡献毕生的精力，从事史料搜集和史书的编着，故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我国的这种传统史学于唐代以降开始分类，其基本框架是由正史、别史、杂史、史钞、政书、通典、会要、地方志等形式组成，它们既有各自不同的记载目的、对象，要求的体例和方法也各异，它们既层次分明又和谐统一。但是传统史学中，如正史、政书、通典、会要等形式或者已经销声匿迹，或者已被新型的历史着作所替代，而惟独地方志仍延绵不断地传承下来，受到国家的重视而得以在全国各地普遍进行编修，究其原因，就在于地方志与时俱进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地方志发展的历史就是与时俱进的历史。在我国，地方志的编修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数量之多，记载之详，内容之丰富，为世界各国所罕见。修志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志书的不断续修过程就是与时俱进的过程。地方志孕育于秦汉，导源于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到了两宋时期，在记载内容上突破了旧志只记地理，不记人文的旧格局，将记地、记人、记自然和记社会融为一体，地方志从此迈入史学领域，因而史学界称这一时期是地方志的定型时期。元明两代，地方志继续发展，不仅种类增加、内容更加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而且体例上也有所创新，许多志书设有凡例，出现志目层次，显示出志书所载事物的内在联系。清代地方志体例更臻完善，章学诚首创“三书四体”（志、掌故、文征和纪、谱、考、传），志书从条目式排比资料走向着述体，方志事业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民国时期地方志资料编纂的着述性进一步加强。在社会主义的首届修志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创立了“编章节目”的结构模式，系统论进入地方志，在志首设立“概述”，增强志书的整体性和科学性；在篇目的设置上，注意按事物的性质立志，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以上对地方志历史的简述，说明地方志的历史不是僵固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这种与时俱进的嬗变，是社会生产力和其他各项事业发展所提出的客观要求。既然中国地方志的历史是与时俱进的历史，同样在这新一届的续修志书中，也不能例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

要让新一届续志与时俱进，需要广大方志界同仁作出不懈的努力。

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要像江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3〕在上届的修志中，正是由于我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因而取得了社会主义时期首届修志的巨大成就。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永无止境。世界在变化，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在推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4〕否则，我们很有可能“刚跳出旧志的樊篱，却又落入首届新志的窠臼”。〔5〕

为此，我们必须以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为指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做到为让志书与时俱进，首先让自己的思想和精神与时俱进；改变长期困守历史资料的状况，把加强学习，更新知识提高到重要的议事日程；自觉地把握时代特征，顺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做到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其次，志书编修各个方面进行创新。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6〕“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7〕编修地方志也是同样。应该说，在社会主义的首届修志中，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创新，如在修志的格局上，创造了一种“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众手成志”的模式；在体例上，设立概述和把地位特别重要、具有地方特色的事物进行升格处理；在志书应用功能的开发上，后期完成的一些志书编制了索引；在质量的把握上，创造了一种有领导、方志专家学者和熟悉地情资料的老同志参加的审稿会，等等。但是创新永无止境，与时俱进说到底就是不断地创新。在新一届修志中，要进行编修机制的创新，一是在“官”修为主的基础上，大力倡导民间修志，可以是私修，也可以是“老板”出资雇人编修。在上届修志中，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如湖南省娄底市端阳史志馆的佘国纲先生，业余自费编修出版了120万字的《湘中教育志》（岳麓书社出版），这种情况应当进一步鼓励和倡导；二是改革主编的任用方式，摒弃调派任命制，采用聘任合同制或主编承包制的办法，以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缩短志书的编修周期，尽早发挥志书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功能。

在内容的创新上，应根据当今时代的要求，在增添新的内容同时，要敢于和善于将主流性信息与非主流性信息兼收并录。所谓主流性信息是指在记述时段内反映该地区或某领域发展本质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正面信息或政绩，这应当记得充分，相对说，这个比较容易做到，因为没有人会出来反对，但不能含水分。所谓非主流性信息，是指记述时段内反映该地区某领域与发展本质不一致的内容，即所谓负面信息，比如重大事故、工作失误、重大刑事案，等等。记述政绩不含水分不易，记述负面信息更难。我们应当打破禁区，“不唯上”，秉笔直书，让地方志发挥出更大的资政和鉴戒作用。

志书的形式，也应随着内容的创新而有所创新，这是因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哪一种形式能全面、科学、便捷、明了地反映我们所记述的内容，我们就采用哪一种形式。目前在方志界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志书的篇章节体式“很难将这一时段的信息资料全面、系统科学地收录，最好采用年鉴的框架结构及条目式的叙事方法，它极符合志书以事划类、以类立目的特征。”〔8〕但也有认为不宜搬用年鉴条目式。“两者融为一体的主张，既不利于我国方志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9〕笔者以为以采取篇章节与条目的结合式为好。

最后，利用高新技术，从传统落后的编辑手段向现代电子化编辑手段转化，以跟上数字化发展的步伐。志书编修完稿后，在出版印刷文本的同时出光盘版、甚至网络版，让读者能更方便、更快捷地利用志书。

在创新的过程中，有两种倾向必须防止和克服，一是把创新当作对传统的全盘抛弃。创新不是与传统完全决裂，而是对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二是志书之所以谓之志书，有其固定的章法，如“不越境而书”、“述而不论”、“生不立传”等，一旦这些原则丢了，志书就不能称之为志书。因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难免会产生失误，为了避免少走弯路，一是在方志界应当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术自由的风气，通过学术争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扬长避短；二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符合时代潮流的创举，及时总结，加以推广；三是尊重修志者的首创精神，对创新经验和获得的新认识在科学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使方志学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认识而向前发展。

注：

〔1〕〔6〕〔7〕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版， 第107页、第55页、第115页。

〔2〕魏桥《“七一”重要讲话为续志指明方向》，《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5期。

〔3〕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5〕刘学沛《续志要有创造性，要体现时代精神》，《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5期。

〔8〕李晓旭等《方志续修篇目、体式创特之见》，安徽省地方志学会、安庆市地方志学会《续志论文选编》第77页。

〔9〕孙关龙《创新，21世纪中国年鉴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年鉴信息与研究》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