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方志文化的高度自觉与自信
树立方志文化的高度自觉与自信
梁滨久
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深刻指明了地方志的性质、功能，以及做好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了自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以来地方志工作取得的斐然成绩和地方志事业呈现出的良好发展势头，向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致以诚挚慰问，并殷切希望地方志工作者继续秉承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与参会部分代表的座谈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李克强总理的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的谈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地方志工作的深切关怀和高度重视，为地方志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地方志事业的发展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极大地鼓舞了地方志工作者，增强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习和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和刘延东副总理的重要论述，作为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工作者，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树立方志文化的高度自觉与自信。树立方志文化的高度自觉与自信，正是李总理所希望方志工作者“秉持崇高理念”的体现，这是做好地方志工作的灵魂。
自觉，是基于对方志文化的性质、功能、作用的深刻认知。方志的编纂、管理、开发利用，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文化不仅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且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它滋养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发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李总理正是从方志文化角度提出的方志性质新表述，即“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这是强调地方志的文化属性，和《地方志工作条例》从地方志工作角度所说地方志是“资料性文献”一脉相承，与从学术角度所说地方志是“资料性着述”也并不矛盾。地方志主要记载和传播的是地域文明样态和成果，而地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地方化，各个地域文明如涓涓细流，汇入浩浩荡荡的中华文明大河之中。发掘历史智慧，则是继承发扬并创新了中国传统的“史鉴”思想，不仅可从历史资料的记载中吸取教训，更重要的是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毛泽东说得好：“读历史是智慧的事”，从方志所记载的大量史料中，也能发掘出历史的智慧来，为现实提供借鉴。从方志文化的角度来界定地方志性质，将方志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局之中，可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相契合，也给地方志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要从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高度来编纂地方志，以及开展好管志用志等各项工作，其立意高蹈，视域深远。李总理还将地方志功能由资治、教化、存史改为存史、育人、资政，将存史放在首位，将地方志具有功能、发挥作用奠定在全面、系统、翔实、准确地辑录地情资料上，这就使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自信，是基于对方志文化深厚底蕴、发展规律和强大生命力的透彻领悟。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有瑰宝，编修地方志在我国有一两千年的历史，历经地记、图经、定型方志的发展变化，绵延不绝，保存至今的历代旧方志8500种左右，11万多卷，占我国古籍的十分之一。地方志顽强的生命力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在当代又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汲取了时代精神的营养，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光华，成果丰硕，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特别是地方志工作从“一本书”发展成以编修志鉴为主，“志、鉴、库、馆、网、刊、会、研、用”九业并举的事业，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渠道更加广阔，服务更加有效。李总理说：“修志问道，以启未来。”“道”是道路、是规律，从地方志的发展规律和我们走在正确道路上的现实表现，我们对地方志工作的继往开来充满信心，也憧憬着地方志事业的美好前景。将来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必将启动中国国家志的编纂，随着通贯古今国家志的编纂，一条以国家志为龙头，以地方志为龙身，以各类专志为龙尾的志业巨龙，终会腾飞在中华民族文化的万里晴空中。有国家志编纂的大环境，有国务院属下国家志工作机构的领导，地方志事业会更加繁荣昌盛。我们没有理由不增强行业自信。
当然，我们的工作自觉、事业自信，不止是一种精神态度、一种理想信念，更要付诸实践，像李总理所希望的，要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求真存实、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工作，来真正展现我们的自觉态度和自信风貌，我们定将用切切实实的工作成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我们方志人的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梁滨久，1943年12月生，山东龙口人，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审。自1982年参加地方志编纂工作以来，在《中国地方志》和各省市地方志刊物上共发表方志文章600余篇。
（本文原载《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