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各级地方政府相继设立年鉴编纂机构，开始编纂地方综合年鉴，年鉴的数量呈现增长态势，至今，全国各级地方综合年鉴已逾三千种。年鉴事业繁荣，令人欣慰，但与之相伴的标准不一、良莠不齐的问题也引起了年鉴界普遍的关注。“规范化”已然成为近期年鉴界思考的热点。

　　2006年，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纳入地方志范畴，进行了统一的规定。但该条例仅是对年鉴的领导部门、编纂单位、供稿责任、主要内容等最基本的方面作了规定，表述相当概括和笼统。至于编辑实践中诸如标点符号、广告、语言文字等等具体问题，年鉴界一般依《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法规为准。

　　年鉴规范化的主要任务是在比较具体的领域。在比较具体的领域，年鉴编纂工作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略举一例：

　　《杭州年鉴（2011）》的“人物”类目下设3个分目，即“新闻人物”（22人）、“逝世人物”（3人）、“历史人物”（3人）。《广州年鉴（2011）》在“人物”类目下同样设有3个分目，但名称分别是“全国劳动模范”（22人）、“全国先进工作者”（15人）、“体育打破世界纪录者及世界冠军”（17人），并附有《2010年广州市颁发的荣誉称号情况》表格一张（录五类荣誉称号获得者名录共计176人）。《湖州年鉴（2012）》的“人物”类目仅2个分目，为“新闻人物”（1人）和“先进人物”（5人）。

　　从框架设计来看，以上三种综合年鉴对设置“人物”类目已有默契，但是下属分目的设置却大相径庭。除同属浙江省的杭州和湖州共有“新闻人物”分目外，其他6个分目都是独家设置。即使是杭州和湖州共有的“新闻人物”分目，在其下的条目设置也相去很远。再从收录范围来看，《广州年鉴》《湖州年鉴》所收人物都是在当年获得重要荣誉或取得重大成就者，唯独《杭州年鉴》设“历史人物”分目，记载与现实并无直接关联者，其合理性也值得商榷。

　　杭州、广州、湖州三地对入鉴人物的选择显然各有标准，且存在同一标题（“新闻人物”）下记载的是不同类型的人物，同一类型的人物（国家级荣誉获得者）却归属于不同的标题下等问题，年鉴编纂中的不同一性可见一斑。

　　条目内容取舍上，各地方综合年鉴不尽相同。例如：

　　《天津年鉴（2012）》在“区县”类目下的“静海县”中，共设7个条目，分别为：“经济发展”“团泊新城”“服务业发展”“项目建设”“建设管理”“社会事业”“改善民生”。各条目文字量相当，分布较均匀。

　　《广州年鉴（2011）》相应的类目名为“区 县级市”，其下“增城市”收6个条目，依次为：“基本情况”“经济发展概况”“社会事业发展概况”“增城工业园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率先实施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增城歌剧院奠基”。

　　虽然天津和广州的下辖区县（市）具体发展情况有别，两地的综合年鉴分目、条目设置不应该强求一致。但是实际收录内容上的许多差异不仅没有必要，也不合理。《天津年鉴》的“静海县”下没有设置“概况”，而是将概况内容按照性质分解到7个分目，除“团泊新城”是据区域划出的外，其他6个分目存在划分界限不清、含义不明、内容缺漏的问题。《广州年鉴》的“增城市”下虽然有“基本情况”条目，但在内容的选择上比较随意。在介绍下辖行政区时，哪些信息是必不可少的，“概况”应包含哪些方面的数据，具体到何种程度，年鉴界确有协商确定的必要。

　　各种地方综合年鉴无不以体现“时代特征、年度特点和地域特色”相标榜。部分年鉴编纂者形成了年鉴就要“弱化共性、突出个性；略于共性、详于个性”的观念，甚至出现一味强调特殊性的极端倾向，这其实是对“个性”的误解。年鉴的宗旨在于真实、客观、全面、深刻地反映现实，以为读者所用，无论何种原则、方法都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宗旨，而不能将差异人为放大，以致歪曲了现实。过度追逐“个性”和“创新”，是年鉴失序的根本原因。

　　而年鉴失序的直接原因则是年鉴已确定的共性规范过少，刚性约束过弱，年鉴的质量主要寄托于参编人员和供稿人员的素质。条目是年鉴内容的基本单元和主要表现形式，条目的质量对年鉴的整体质量有着极大的影响。任务分解止步于分目，就必然造成在至关重要的条目层面，各供稿单位实际上拥有决定权。一是条目的设置上，即某一分目下设多少条目，条目间如何划分等；二是每一条目内容的取舍上，包括该条目记载多少条信息，详略程度如何等。可以说，当前年鉴编纂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法治”体制不完备，而“人治”色彩浓厚。

　　“我们所说的规范是针对年鉴的基本共性作出的方方面面规定，目的为了达到年鉴基本要素齐全，检索方便，纵横可比，有效提高年鉴的整体质量。比如：条目体、人称、基本框架要素、条目分类及其大致比例、条目标题、语言行文、基本符号、全称简称和简略语、目录、索引、图表、政治问题、保密问题、封面封底封脊要素及位置等。综合年鉴具有综合年鉴的基本属性，符合基本规范，这些规范不只是抽象的原则，也包括大量具体的表现形式。地方综合年鉴类目、分目和条目的设置和分类必须依据事物的客观属性和科学分类要求（主要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结合各地各行业的特点进行。事物间的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决定了不同年鉴的类目、分目、条目的横向划分和纵向统属都具有较强的规定性。地方综合年鉴以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为供稿主体，而我国地方政府在职能职权、运作方式和所掌握的信息方面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因此，他们所提供的稿件在内容和风格等方面具有很多共性。正是由于地方综合年鉴功能相同、内容相通、风格相近、弊端相似，制定通行的细化的规范不仅具有紧迫性，而且具有可行性。

　　考虑到地区间存在差异和年鉴类型多样的现实，年鉴界在制定规范时可以采取分类、分级的原则。最高层次的规范应适用于全国所有的地方综合年鉴，是对年鉴最基础、最低限度的要求，如：以年为出版周期连续出版；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为界限采集信息；内容客观文风朴实；内容包括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情况；纵向分类目（或篇目）、分目、条目，横向依科学分类为基准，等等。其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从本政区实际出发，梳理区域内各地市的共性，确定对综合年鉴的普遍要求。例如云南省可要求省内各地方综合年鉴均应设置“民族”相关的类目或分目，西藏自治区各年鉴应设“宗教”相关的类目或分目。依此类推，各地市进一步对规范进行补充、细化。这样，年鉴的规范逐渐从宏观到中观，从粗略到详尽，从原则到实践，构成一个层次分明、具备较强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的规范体系。

　　虽然我们不可能指定地方综合年鉴应设置的所有类目、每一类目下设的所有分目、每一分目应包含的所有条目，但可以确定年鉴中某类年鉴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类目、每一类目应囊括的部分分目、每一分目应涵盖的部分条目。甚至可以划定每一类目、分目、条目内容的上限，以便编者明了哪些信息不应纳入其中。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年鉴事业已经进入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从自发摸索阶段向自觉规范阶段的转折时期。年鉴界需要集中焦点，群策群力，化解分歧，凝聚共识，尽快形成中国特色的地方综合年鉴规范体系，为中国年鉴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