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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综合年鉴的资政功能及有效达成

        作者:徐学鸿    发布时间:2022-01-18 16:55

        提要:资政功能是地方综合年鉴的重要功能之一。但由于地方综合年鉴记述时间相对滞后性、记述文字简约性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制约,对资政功能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导致年鉴的资政功能未能有效发挥。年鉴资政功能主要体现在鲜明的资政立场、丰富的资政案例、大量的资政元素等方面。其有效的达成路径有三,打造精品年鉴品牌,确保资政的权威度;贡献年鉴方案,提高资政的精准度;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资政的深广度。

        关键词:年鉴资政功能路径


        传统史学认为,“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冀祥德认为,做好新时代地方志工作,就是以“中国之志”资政辅治、记录传承“中国之治”。[1]地方综合年鉴是地方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方综合年鉴资政功能的内涵及有效达成的研究,既是有效提升地方综合年鉴应有的政治品质的重要保证,也是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者必须重视与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

        一、地方综合年鉴资政功能的科学内涵

        一直以来,受限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单位的性质、地位及年鉴编纂特殊性等因素,导致对地方综合年鉴的资政功能存在着认识误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误认为地方综合年鉴只是年度内当地相关单位、部门工作资料的简单汇编,与资政鲜有关系,甚至认为年鉴编纂单位是政府的边缘部门、清闲部门,借年鉴的资政功能之名只是故意抬高年鉴编纂单位或者编纂者自身的社会价值而已。二是缺乏对年鉴记述时间长度的辩证考量,误以为年鉴是过时的陈旧资料,鲜活的资政信息少,没有资政的当下价值。三是由于年鉴记述的简约性,即便对重大事件的记述也只是寥寥数语,简介其事实和影响,几乎不涉及深层次的问题剖析和解决方案,从而误认为年鉴没有记述的深度和理论的厚度,缺乏资政的权威性。四是年鉴资政功能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未能从理论高度来指导、引领和提升大众的认知水准。以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分析,截至2020年9月,论文题目涉及“年鉴资政”关键词的文章只有7篇,而真正从理论视角进行探讨的则没有。由于片面认知,加之理论探究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鉴资政功效的发挥,削弱了年鉴应有的社会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方志的资政功能。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首都博物馆时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2014年4月19日,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年鉴的资政功能是服务于现实的最为直接的功能,其资政功能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指导思想上具有鲜明的资政立场

        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地方政府主办、地方志工作机构承编的年度性地方资料文献,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地方综合年鉴必须具有鲜明的资政立场。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指出,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并从编纂机构、志书审查等方面,要求编纂机构组织相应的专家学者审查地方综合年鉴内容是否符合宪法、符合保密等法律、法规方面的规定。201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出台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指出,年鉴编纂出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应做到政治观点正确,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或规章。《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年鉴要“服务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科学决策,辅助科学研究,宣传地方(行业、部门)情况,提升国民文化素质,保存年度文献”。当前的年鉴编纂在政治原则上要毫不含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态度鲜明,要以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为导向,充分体现为党立言的政治立场。

        (二)文本内容上呈现丰富的资政案例

        从年鉴的“鉴”的词源来看,“鉴”的本意为盛水之大陶盆,主要作为镜子之用。《说文解字》解释为:“鉴,大盆也。”后转为“借鉴”意,所谓“以人为鉴”“以史为鉴”即此意。当前的年鉴编纂遵循 “求实存真”原则,不溢美,不隐恶,实事求是地系统记载当地年度内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既记载年度内工作的成效,也记载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失误和教训,充分发挥年鉴的“鉴”的功能。如《南通年鉴(2018)》记述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建设、沿海重点园区建设等沿海开发情况,为当地党委、政府进一步推动沿海开发提供决策参考。《十堰年鉴》2014至2017年版中记述的恐龙、道教、南水北调等地情资料为十堰市竞演团队参加央视2017年“魅力中国城”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助力十堰市最终获评最受观众喜爱的魅力城市。再如,以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表彰的2017年版全省年鉴条目为例,各地党委、政府的好经验、好做法大量呈现。如,《南通年鉴(2017)》【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条目、《淮安年鉴(2017)》【盱眙县建成第三批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条目、《盐城年鉴(2017)》【“6·23”特大龙卷风冰雹盐城抢险救援及灾后重建纪实】条目、《宿迁年鉴(2017)》【精准帮扶到户到村】条目、《秦淮年鉴(2017)》【非法集资处置】条目、《吴中年鉴(2017)》【A级景区WI-FI覆盖】条目、《张家港年鉴(2017)》【全国首个分级阅读图书馆开馆】条目、《相城年鉴(2017)》【阳澄湖创客大赛】条目、《宿豫年鉴(2017)》【宿豫公车改革】条目,等等。由此可见,年鉴的资政功能十分明显。

        有研究者指出,年鉴的使用对象主要是党政机关这一特殊群体,“年鉴读者的非大众性,出版时效的滞后性以及发行的区域性都说明了年鉴作用只能是各级党政机关和各行各业在下一年的工作中去寻找上一年的基本情况和借鉴的有关资料,而非大众读者广泛使用的生活消费刊物。”[2]我们认为,消费群体与消费对象有着正关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年鉴具有自身所特有的资政功能。

        (三)文本信息上蕴含丰富的资政元素

        年鉴不仅呈现丰富的资政案例,也有大量的资政元素。年鉴中所记述的资源、环境、人文、地理等翔实而权威的地情资料,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地方非遗申报、地方地理标志商标申报等提供史料支撑,极大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如《河津市年鉴》因记述了遮马峪泉水水质方面的相关资料,助推当地政府与开发商达成开发优质矿泉水的协议。[3]《上海年鉴(2018)》收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难民区的旧区改造、历史风貌保护的人文元素,为相关政府部门推动参与服务国家“一带一路”的经贸往来、金融合作、民间交流等相关政策有效落实提供新的思路。《赣榆年鉴》因记述赣榆海产品的相关资料,被当地的青口镇、海头镇、宋庄镇等相关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作为地方地理标志商标申报的重要依据。

        二、地方综合年鉴资政功能的达成路径

        年鉴记录年度内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貌,地情资料客观真实、精炼准确、丰富多样,为相关单位和部门制定施政方案提供科学的依据。地方综合年鉴资政功能的实现路径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以精品年鉴建设工程为抓手,打造年鉴品牌,确保资政的权威度

        以精品年鉴建设工程为抓手,按照全面性、科学性、时代性、特色性的要求,打造年鉴精品品牌,确保年鉴资政的高质量。

        一是条目设置突出资政重点。年鉴编纂关注的重点应是当地年度内发生的大事、要事、新事,主要记述当地党委、政府及其部门的重点工作、中心工作、特色工作。为此,年鉴在条目的设置上要着眼于资政内容,选择对党委、政府决策有咨询参考价值的资政条目。特别要加强对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全局性资料、社会发展中存在突出问题的分析性资料、各行各业创新创业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性资料,进行科学系统的整理和编辑,为相关的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进行科学决策提供有益的借鉴。二是专题版块设计凸显资政亮点。通过特载、专记、附录、链接等专题版块,既能有效彰显年度工作特色,也能有效体现年度工作重点;既能有效回应社会热点、难点和痛点,又能有效拓展年鉴资政内容的深广度。三是编纂人员要树立工匠精神。把年鉴编纂出版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建立年鉴质量反馈机制,在年鉴的篇目设计、稿件加工、校订校对、印刷制作等环节上精益求精,力求做到尽善尽美,使年鉴成为资政内容丰富、资政资料可靠、资政质量一流的精品年鉴。

        (二)积极参与当地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贡献年鉴方案,提高资政的精准度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年鉴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全国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2019年卷启动编纂3164种,2362种实现公开出版。随着年鉴事业的蓬勃发展,年鉴的资政资源越来越丰厚。年鉴编纂不能“藏在深闺人不识”,要摆脱“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工作模式和思维,主动融入时代发展的大局,以更广阔的视野积极关注现实的重大问题,积极围绕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贡献年鉴智慧和年鉴方案,充分发挥年鉴的时代价值和社会功用。

        由于年鉴资料具有广泛性、连续性、完整性、科学性和史料性的自身特色,使得年鉴具有其他文献资料所不具有的资政资源。我们要充分挖掘年鉴的资政资源,既要考察年鉴记述的纵向脉络,也要关注年鉴记述的横向发展;既要研究年度内事件的发展状况,也要研究跨年度事件发展的整个脉络;既要研究事件的经验和教训,也要探索事件解决的最佳路径;既要以古鉴今,也要以它鉴我,用年鉴方案推进当地党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政府对招商引资政策的制定,年鉴编纂者可以提供历年来的本地招商引资政策,作出横向比较,也可以提供其他各地在招商引资方面的新举措、新经验和失败教训,为当地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作出纵向评判,贡献出年鉴编纂者的年鉴智慧。如《江苏年鉴(2009)》在特载栏目中设“支援四川地震灾区”分目,分“地震灾情”“救灾捐赠”“过渡安置”“恢复重建”“文献选编”等子目,详细记述了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方法、工作思路、工作进程,这对各地的防震减灾工作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又如,针对年鉴资政信息滞后的弊端,2019年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坚持问题导向,在年鉴编纂上进行创新,以每月一期的《江苏微记录》形式展现上个月江苏发生的大事要事和取得的重大成就,极大提升《江苏年鉴》资政服务的时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利用互联网+技术,积极扩大年鉴资政的受众面,提高资政的深广度

        由于年鉴资料记述时间具有滞后性,“在知识经济时代,地方志的资政功能面临着新的挑战。知识的更新周期越来越短,时效性越来越强,与修志工作的长期性形成反差。”[4]年鉴资政的深广度与读者的受众面有着极大的关系。除了利用相关会议推荐年鉴、报刊介绍年鉴、向特定单位赠送年鉴等传统宣传方式外,还要积极利用当前互联网+技术,提高资政的深度和广度。随着大数据、智慧城市、物联网、人工智能、5G、区块链、云计算、人脸识别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正高度融合、契合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图片阅读、刷屏阅读、碎片化阅读的现代阅读方式和音视频综合感官享受阅读逐渐成为主流阅读模式,冲击和挑战着传统年鉴的纸质传播模式。年鉴编纂者要重视年鉴传播模式的重组与再造,推动“互联网+年鉴”“年鉴微信公众号”“年鉴数据库”、数字年鉴馆等信息化建设,开展线上的网络传播与线下的纸质传播相结合的传播模式,充分调动年鉴阅读者听、视、触、动、言语等视觉与感官上的机能,解决传统纸质传播模式呆板无趣等弊端,提高年鉴传播的深广度,增强年鉴的话语权,为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注入年鉴新动能。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年鉴编纂单位已经做出了成功尝试。《苏州年鉴(2017)》采用“纸屏互动”模式,在纸质年鉴中增添相应条目内容的视频二维码,实现可视化网络年鉴系统互动。《张家港年鉴(2017)》引进二维码实行手机APP浏览。《临安年鉴(2017)》做成微信二维码,实现扫码阅读。《无锡年鉴》从纸质载体转向“掌上无锡年鉴”的网络服务平台。这些年鉴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创新举措,有效扩大了年鉴的受众面,极大提升了年鉴资政的效果。

        总之,对于综合年鉴的资政功能,我们不能不求甚解地对待,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唯我独尊,必须以科学、认真的态度来进行分析研判。科学探究年鉴的资政功能,在实践中深化和拓展年鉴的资政功能,既有助于消除对年鉴资政功能的认知偏颇,也能极大地提高年鉴编纂者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年鉴编纂者的自豪感、使命感和责任心,这对新时期推动年鉴事业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作者简介:徐学鸿,文学博士,连云港市赣榆区史志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参考文献

        [1]冀祥德.以“中国之志”资治“中国之治”[N].学习时报,2019-12-24.

        [2]周南非.地方综合年鉴的创新定位[J].中国地方志,2010(9):58.

        [3]史改玲.浅谈年鉴的资政功能[J].沧桑,1999(3):43.

        [4]史君伟.体现时代特征 拓宽资政渠道[J].江苏地方志,2004(1):14.